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交匯融合，引發數據的爆炸式增長，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政務大數據將充分挖掘規模化數據要素的潛力，釋放大數據紅利，促使政府治理朝著更加科學、便捷、高效的方向發展，達到傳統管理無法實現的精準度和覆蓋面。因此，政務大數據已經成為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新動能。

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大數據思維及理念。當前，各級領導干部對政務大數據知其大略但理解程度參差不齊，這里有應用層級、復雜等級、數據量級的影響，但關鍵還是理念的問題。如個別領導干部不愿共享本單位或部門的數據信息，因為這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觸碰既有的利益分配；個別領導干部把握不好數據開放與保密之間的界限，認為共享、互聯、開放容易造成數據泄密，因而對政務大數據敬而遠之；也有個別領導干部工作缺乏主動性、創造性，或亦步亦趨簡單模仿他人做法，或做出開放共享的嘗試而沒有長效機制，這些問題導致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一些地方或部門難以落地生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懂得大數據，用好大數據，增強利用數據推進各項工作的本領。因此，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理念，利用政務大數據全面分析問題、宏觀解決問題、科學預測問題。黨校、行政學院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培訓輪訓的主渠道，也應當承擔起黨員領導干部數據素養提升的責任，通過教學、研討等多種手段使大數據理念與思維進課程入頭腦，增強黨員領導干部的大數據意識，形成大數據應用的自覺氛圍。

建立政務大數據開放共享機制規范。政務大數據迫切需要解決“誰來開放、開放什么、誰來用、怎么用、誰來監管”的問題，亟須將數據的采集、利用提升到頂層設計的高度。對此，應建立開放共享的標準規范，形成數據資源共享目錄，建立數據基礎庫、業務主題庫等各類資源庫，明確數據資源的采集標準、清洗規范、共享范圍、操作流程等；建立開放共享的推進機制，明確數據開放共享中的權責關系，配合管理辦法、實施方案、資金安排等，扶持率先開放的重點領域，形成“領頭羊”效應；建立開放共享的監管機制，監測數據開放的動態性和實時性，監管數據利用的范疇和力度，將開放共享程度納入績效考核，對工作力度不夠、不作為等問題展開問責，形成數據開放共享的剛性制度。

政務大數據應用才是發展的“牛鼻子”。要從大數據中獲得預測性、決策性信息，直擊政府治理場景中的難點痛點，政務大數據應用才是問題關鍵。其一，大數據分析是基礎支撐。大數據體量大、來源多、價值密度低，非結構化數據高維、多變、隨機性強，基礎數據和過程性數據需要優化組合才能產生規律性信息，迫切需要加強在分布式計算、大數據分析技術、數據可視化等方面的技術支撐。其二，政務與企業大數據結合是重要手段。人們每天的閱讀、購物、支付、出行等產生大量數據，政務與企業大數據共享進行深入挖掘，會進一步激發“數據民生”的潛能，創新政府治理的形式和內容。如出行領域會產生位置導航、車輛軌跡、共享出行、送餐服務等信息，交通部門拿到這些數字軌跡信息就可以預測交通需求，進而優化道路交通體系布局，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市場監管中依靠傳統的現場抽檢往往需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當前的網絡餐飲點評、旅游休閑點評等可以對經營企業進行有圖有真相的客觀評價，利用這些數據可以補充傳統市場監管的不足。其三，透明管理與智慧服務是目標追求。政務管理與服務各環節處處留有數據痕跡，便于事后追溯追責的數據查證，還可以監督政務服務是否公平公正，使得“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大數據還可以實現在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精準服務、主動服務、智慧服務，促進大數據時代的社會凝聚。

筑牢政務大數據發展的安全保障體系。應調動國家、社會、企業以及個人等各方力量，建立政務信息安全新秩序、新格局、新生態。政務大數據的可控性是最大風險點，因而需建立數據資源資產化和應用利用授信機制，加大基礎設施、支撐平臺、數據安全的自主創新力度，建立對承建商、服務商的安全評估和風險測評機制，運用大數據思維、大數據技術做好安全態勢的感知預測工作。此外，還應高度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工作。當前，《網絡安全法》等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制度還比較薄弱，具體的司法實踐也不盡如人意，亟須明確個人信息的基本屬性、保護模式等，將個人信息納入政府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范疇，通過主動免疫的大數據真正提升人民群眾的福祉。

更重要的是，需處理好應用與安全的關系。大數據的開放共享會越來越模糊數據擴散的邊界，如果邊界控制不好發生過度擴散將會引發安全隱患，要做到既不因為數據開放共享而降低數據安全要求，也不能片面追求安全而阻礙大數據發揮價值，只有做好政策、體制、機制、技術等各方面的規范工作，才能把政務大數據的安全風險降到最低、效益發揮到最好。

立足民生問題進行的政務大數據發展應用能夠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府資源配置、強化公共服務供給，是國家大數據戰略的重要舉措，是智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能夠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發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