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略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解決我國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出路，對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平安發揮了巨大作用，為大國治安實現有效治理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之路。

綜合運用政府與社會“兩只手”的合力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綜為匯聚力量，合為發揮合力，要求運用好政府之手與社會之手兩手力量，把治安問題視為社會病癥，分清癥候、對癥下藥、辨證施治。政府之手，著重在關鍵部位、重點問題，要起到引導協調作用，主要特征是“硬”，需要約束和規范；社會之手，著重在覆蓋全面和影響深遠，要產生傳動承托效應，主要特征是“軟”，需要指導和管理。兩只“手”，著力領域不同，運用手段不同，追求目標不同，關注重點不同，必須實現合理部署、科學布局、軟硬結合，實現協同的最佳效應。

面臨當今中國社會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新形勢新任務，我們發現，過去政府“管”多了，“做加法”多了，“硬”的行政方式多了，現在要適度“做減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鼓勵社會參與，注重法治轉型，既要防止“父愛主義”的政府一味托底現象，又要避免“軟的過軟，硬的過硬”的無力局面，更要避免沒有“減壓閥”的高壓鍋效應。小政府大社會是現代社會建設的方向，但在中國社會治安的語境中，從解決最根本的民生——平安問題出發，筆者認為大社會固然代表強化社會力量一方，小政府卻決不能演變為弱政府。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黨和政府保持領導力和控制力是防止改革方向發生顛覆性變化的前提。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更好運用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兩只手，政府通過指導組織志愿力量、購買社會服務深入動員，社會通過自愿參加和互助協作參與治理，“兩輪驅動”——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安多元共治格局。

推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四化”融合發展

綜合治理法治化。良法善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是社會治安實現有效治理的普遍要求。社會治安實現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法治社會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的基礎，法治應該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問題，尤其是關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治安問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實現治理體系的法治化，即總結20余年來的綜治實踐并予以制度化法治化，完善發展作為中國特色法治體系之下的平安建設法治體系，包括治理結構、治理機構、治理手段等體系架構和治理的組織統籌、分工推進、應急處置、運行保障、輿情引導等機制設計；其次是治理主體的法治思維、法治能力和法治水平提升，既包括處于“關鍵少數”地位的領導干部法治素質提高，也包括公民普遍守法的意識和觀念增強。復次是治理方式的法治轉型，要求引導綜治參與主體運用法治方式把治安難題轉化為執法司法的法治問題來加以解決，但決不意味著以法律手段來全部替代政治、經濟、行政、文化、教育等其他手段。

綜合治理信息化。海量信息及其處理是大數據時代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海量數據需要高效采集儲存、安全互聯共享、快速挖掘處理、精確研判運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面對的是億萬群眾，要解決的是人人息息相關的治安問題，沒有信息就是“睜眼瞎”，沒有準確的信息就會“瞎指揮”，信息滯后或者不會研判運用信息，就會打敗仗。信息化要求順應大數據時代要求，運用“互聯網+”技術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插上翅膀”，讓信息實現互通共享，產生最大效能。

綜合治理精細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主動適應新形勢，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推進公共安全工作精細化、信息化、法治化，不斷提高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水平，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類風險，努力建設平安中國。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以信息化為支撐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精細化是從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出發要求細化流程量化標準，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先進理念，要求精益求精、關注過程、注重細節。“蝴蝶效應”在近年來群體性事件中屢屢發生，正是印證了綜合治理精細化之必要。

綜合治理社會化。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對推動形成全民共建共享、尊重你我、秩序與活力共生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義。現代社會，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靠黨政部門單打一、全包攬顯然難以適應經濟新常態新均衡，難以適應新產業新業態，難以適應社會新形勢新挑戰。綜合治理社會化必須創新制度設計、創造開放空間、創設溝通平臺，協調多元主體有序參與平安建設，形成黨政主導與社會共治相統一、自律與他律相統一、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的社會內在的自生秩序。

法治化信息化精細化社會化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發展趨勢，是治安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理論發展和實踐提升的必由之路。“四化”交織融合，互為支撐，相輔相成，構成治安治理現代化的四重境界。當前需要運用“互聯網+”時代的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注重過程細節，注重法治保障，注重共建共享，推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四化”融合發展。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現代化的辯證認識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現代化，既有治理體系現代化，也有治理能力現代化；既要對傳統的治理理念和技術進行總結反思，也要在良法善治的現代治理理論視野中加以改進完善。

一要認真把握傳統與創新的關系。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崇尚秩序與穩定，從司寇、廷尉的司法職官設置到編戶齊民、鄉里保甲的基層治安制度安排，都體現和反映古代中國禮法并用、綜合為治的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蘊含中國傳統文化要素，經過長期探索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的應對治安問題的根本方略和系統工程，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對待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我們決不能自高自大、故步自封，而應理性分析、科學予以繼承創新。“打防結合預防為主”是綜治工作的成功經驗，這一“傳家寶”不僅不能丟，還需要發揚傳承。對被實踐證明存在重重弊端的做法如壓制式維穩、運動式維穩，則需要更新思想觀念、革新方式方法。比如，建立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即為解決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探索出一條不同于傳統的新路子。

二是正確處理全面與重點的關系。綜合治理是系統工程，全時空全方位全覆蓋是“全面”，但“全面”不是平均受力、平行推進，而是有重點有側重。立體化治安防控體系強調重點區域控制、重點部門保衛、重點人員管控，講求以點帶面、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點線面有機結合。治安治理現代化，必須講求整體性、協同性和系統性，防止“碎片化”“分段化”導致的綜而不合、合而不實。對何處是短板、何處是受力點、何處是癥結所在，解決何種問題需要協同哪些部門綜合哪些手段，高限在哪里，底線在何處，必須心中有數、腦中有策、手中有招。

三是深入理解世界與中國的關系。實現善治是現代社會治理的目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建設的追求，探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應當在善治的框架下展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治理理念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的有機統一。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定義治理為“各種公共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治理與善治是舶來語，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中國話。中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20余年的成功實踐形成了關于治安綜治的組織領導、利益協調、教育疏導、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服務管理、基層建設的獨有體系和治安綜治的統籌分工、協調推進、風險預警、考核評估、過錯問責、運行保障的特有機制。這是大國治安問題解決的“中國方案”，也是治安問題治理創新的“中國特色道路”。